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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音 | 北大陈平原教授:在大学,最伤害青年教师的是职称

陈平原 语言服务
2024-09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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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:我们的调查显示,现在高校老师的压力都很大。老师的压力源,科研排第一,教学排第二。9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感觉老师都很惬意,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,很多人都在忙。有忙着报销的,有忙着去结项的,在这样的情况下,很多老师都感到没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去做科研工作。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?您认为它的原因是什么?


北大教授陈平原答(注:以下答皆为陈平原教授):原因有很多,最主要的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,是否有细分受访者的专业?不同专业的情况大不一样,不要一锅煮。比如说,有的专业期待天才少年,有的专业出大成绩必须熬白了少年头。你做数学研究,四十岁还没什么大动静,就不用再做了;而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,四十岁才刚开始呢。所以,不同专业对待“少年才俊”的定义及态度不一样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
另外,不同时代的年轻人,“脱颖而出”的概率不一样。现在的学生要出头,比我当时要困难得多。我是七七级大学生,**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。我们那一代人“出来”很容易,只要有才华、肯努力,就有机会。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,年轻人更容易敏感到新时代的曙光,也很容易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。而现在,整个社会的学术、思想、文化等都处于“平台期”—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,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。“平台期”年轻人的出头,肯定比变革时期的年轻人要困难很多。


问:大背景是这个样子,那落到中国现在具体的状态呢?


答:高校教师现在面临的压力,有学术上的、有生活上的、有教学上的、更有整个社会以及周围环境的,我们必须一个个梳理。看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问题,哪些是属于社会的问题,还有哪些是学校自己就能做主的。我说过,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处于“分裂”状态。以前,我们习惯说“知识分子问题”,认定那是一个“同呼吸共命运”的特殊群体,现在不是这样了。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,不同地区、不同大学、不同专业的教授,其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,已经“不可同日而语”了。比如,同在北大教书,做人文学的,与做经济、法律的,趣味很不相投。这边嘲笑那边“迂腐”,那边嘲笑这边“浅薄”,彼此之间很难再有真诚且深入的对话。


这是大的背景,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专业领域。比如,以项目制为中心、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,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。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者,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、快出活、多出活,而不是“出好活”。人文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,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、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,很容易被边缘化,甚至被甩出轨道。当然,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,只是这样的“小聪明”无法帮助真正的学术发展与创新。


目前中国大学,无论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,都过分追求科研项目及论文数字,大家疲于奔命。很快地,我们的论文多起来了,数字也上去了,大学脸上有光,但整个学界的状态并不理想。我曾经引用梅贻琦、潘光旦的《大学一解》,说为什么大学非要有“闲暇”不可,就因为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物之盛,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,非有闲暇不为也”。而现在的状态,即使是北大校园,大家急匆匆走路,都像在赶地铁。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、学生们也都没有“悠闲”,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,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,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“职业培训”了。把大学降到职业培训的层面,实在让人担忧。


问:过去的学者没有这种压力吗?


答: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时,曾经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,三年内不许写文章;即便写了,也不要发表。有些人很努力,希望早出成果,那他会很不高兴的。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大家长,有这个权威,大家听他的。而且,这么做也有道理,逼着你认真读书,沉潜把玩。


我在北大念博士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,也认定研究生在读期间没必要发论文。他指导的硕士生钱理群、赵园、吴福辉、凌宇、温儒敏等,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大发论文的。因为念研究生这几年,允许你心无旁骛,拼命读书,这种训练与积累是管一辈子的。现在可好,硕士生、博士生都被要求多发文章,整个学习状态完成变了。


我以前指导研究生,也是让他/她们多读书,勤思考,少写作,不一定非发表不可。现在不行了,扛不住了,因为很实际的问题—学生找工作需要“靓丽”的成绩单。以前招聘单位一看是北大博士,认定你质量有保证,肯定行。现在各大学为了“公平”起见,由人事部负责招聘新人。人事干部只能数你有多少篇文章、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发的。今年我指导的一个博士发文章的“级别不够”,可我知道他的实际水平,给对方院长写信,答复是:我们相信你的判断,可人事部那边……


问:副教授可以申请一般课题,但不可以申请重大课题。


答:我给学校提建议,晋升职称应该像国外大学一样,采用“评审制”而不是“名额制”。只要你足够优秀,你就可以提出申请,材料送到世界各地大学去匿名评审,通过了就提升;通不过,不只升不了,说不定还要走人。你自己判断,有把握就提出申请。现在台湾、香港的大学也都是这么做的。老师们都很刻苦,要到国内外学界去竞争,压力很大,但那基本上是学术上的压力,跟人事什么的没多大关系。


我们现在采取的是“名额制”——给你这个单位多少晋升教授的指标,然后由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。这里有学术因素,有人情因素,甚至不排除利益交换。这样一来,有才华且有个性的青年教师会觉得特别痛苦。为什么只给你这么几个指标呢?因为比起其他大学来,北大教授所占比例高;而在北大内部,中文系教授比例也是高的。可你放眼全世界,通常好大学的教授比例都比较高。你要用行政手段,把这个比例压下来,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。我接触过很多北大年轻教师,最关心的不是钱,而是职称。对他们来说,这是一种荣誉——我做这个工作,到底值不值得,是否得到学界及同事的承认;如果比我差的人都上去了,我上不去,会很伤心的。然后,你到全国各地开会,发现阿猫阿狗全都成了教授,就我还是个讲师或副教授,当然很伤自尊心。


如果因现实条件限制,评审制实行不了,那就把四十岁以下的和四十岁以上的分开处理。四十岁以下的教师申请教授不受名额限制,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破格提拔”。我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我1992年评的教授,那年我三十八岁,而系里好多副教授都五十多岁了,也做得很好,我怎么好意思去争呢?好在那年北大有新规定,四十岁以下的教师,若确实优秀的,院系不用管,直接送到学校来答辩。答辩通过了,不占系里的名额。这个“破格提拔”的评审很严格,一般不会滥竽充数的。若干年后,这个名额才回到系里来。对于优秀的青年教师来说,尽早给吃定心丸,解决后顾之忧,可以专心治学,不至于整天鸡飞狗跳,


之所以说这些,有一个基本思路:如何让年轻人感到有希望,觉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。最近报刊上常见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大事记,好多将1977年的恢复高考列入其中。除了“拨乱反正”的政治史意义,还有科学发展人才培养等,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看到了希望。对于当初的下乡知青来说,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艰苦,而是没有希望。一个时代,如何让最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,这很关键。每个时代都有人才,问题在于,执政当局如何让人才发挥作用,不至于被埋没。人的智力其实相差不大,差别在于居上位者是否给希望、给机会。如果有希望、有机会,那么,很多人就会拼命努力;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最后达成愿望,但整个社会就在这种“努力”的氛围中向前发展。


我说过,大学里急需两种人才:一是大家都在抢的学术大师,一是潜力无限的年轻学者。前者可以出高价购买,后者则只能自己培育——这点全世界都一样。目前国内各大学都倾向于“选才”而非“育才”,我认为这是一个偏颇。


问:您看那个时候的西南联大,本科教育是它最好的教育,然后出了一大批“大师”。


答:西南联大为什么会有这个状态?某种意义上说是“歪打正着”。战争状态下的西南联大,教学科研条件很差,学校甚至专门开会,讨论如何处罚那些没有“按时还书”的学生。因为图书馆就这么点书,对老师对学生都非常重要。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为什么做得好,其中有一点,就是因仪器设备严重不足,教授们没有办法做高深的研究。尤其是理科教授,有学问,但无法做科研,正好把所有精力都投在培养学生身上。那些联大学生,比如杨振宁、李政道等,到了美国之后,发现自己的基础比美国学生还好。我们常说,西南联大的学术质量很高,我加了个注,是本科教学特别好。西南联大也培养研究生,但数量不多;联大九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,也就大概等于目前北大中文系一年招收的研究生数。


争论的焦点在于,在一段时间内,竭尽全力“把饼做大”,结果会怎么样?可能是“广种薄收”,也可能是“劣币驱逐良币”。就看你的立足点及视野。比如,原来我招一百个学生,现在扩大到一千个,那一百个肯定还在其中;原来只需要一百个教授,现在扩大到一千个,那一百个估计也跑不掉。这种思路,我称之为“广种薄收”。培养的人才比以前多十倍,即便很多不合格,但总有好的吧?但他没想到,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—若风气不好,那一百个优秀学生,被挤到了边缘,根本发挥不了作用。以中文专业为例,最近这些年,每年培养一千多个博士,这些博士是要当教授的,还要当系主任、当院长、当校长,若他们不合格,日后将是何等局面?中文专业底子厚,还算不太离谱;很多“新兴学科”,步子走得更快,真不知道以后怎么收场。


问:是啊,他们现在就是一种很纠葛的状态,我们的研究数据里也能体现出来。又要他们读书很平静,另一方面,又要他们适应时代潮流。他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呢?这不是很矛盾吗?


答:“平静地读书”和“独立地抗争”,这两个并不矛盾。如果都是基于你的学术判断和政治立场,谈学问谈政治乃至为人处世,是可以自由转换的。真正可怕的是,明知这人这事不好、不对,因为现实利益而强迫自己屈就它、依附它,这对年轻人的心灵伤害很大。假如只是将学术研究和政治表达分开,在灯前是个潜心学问的读书人,走出去又是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,这很正常,没有什么不妥。


问:还有一个问题问您。您看老一辈知识分子都很有抱负,当然也跟那个时代有关;现在的青年老师,我们猜想,他们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理想,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再那么高,但是他们自身可能还有“士”的情怀,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往往就是一个生产知识的工人,您觉得他们还有使命吗?如果有,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?还用得着这么高的词来给我提要求吗?好多青年老师就说,我们哪有什么使命,我们就是养家糊口。


答:其实,有“经世”情怀的人,永远都是少数。你以为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全都以天下为己任?其实也不是。只能说哪一种声音比较大,占主流地位。80年代“经世”情怀容易获得掌声,今天则是世俗的趣味占主导。在20世纪80年代,你要是公开说,别的我都不要,我就拼命挣钱,大家会觉得你很猥琐。可现在这么说的人很多,而且很得意,大言不惭。这就叫风气变化。


以前谈社会责任,都是正襟危坐,今天则可能嬉皮笑脸的,年轻人会用另外一种形式,表达他们的趣味和立场。我相信,如果需要,他们也会挺身而出,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。老一辈的人或许失望,说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没正经,能担大任吗?我说,因为你没有把“大任”给他们,你让他们怎么承担?就好像一粒种子,需要有合适的土壤、水分、空气,才能发芽、生长,说不定还能长成参天大树呢。


本文来源:教育学苑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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